不空与五台山文殊信仰
安东尼·特拉巴著 冀培然译
摘要：本文从寺庙的修建、佛经的翻译、文殊与密教的结合等方面阐述了印度密教祖师不空对于提升中国五台山文殊信仰所起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 不空 五台山 文 殊 信 仰
如果要选出一位对于提升中国文殊信仰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那就是印度密教祖师之一不空（公元705年——774年）。不空的传记展现了八世纪大乘（与密教）佛教的国际性。不空生于印度西北部的一个商人家庭（可能是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城市），12岁时同他舅父到爪哇岛旅行。在那儿遇到了密教祖师金刚智（公元671年——741年），做了他的弟子，并一同到了中国。金刚智圆寂后，他回到东南亚，在斯里兰卡同龙智研究密教。公元746年他重返中国，直到28年后示寂〔1〕。
伯恩邦（Raoul Birnhaum）
以下列文字评价不空的重要性：
“不空是中国佛教历史上最突出的人物：他是魅力非凡的演讲者，激情奔涌的教士，不知疲倦的翻译家，卓有成效的作家，主持仪式的大师和术士，是三代皇帝的国师，是主要寺庙的建设者，是中国密教教义的传播者和联合者。〔2〕”
不空以他在把瑜珈密教引进中国所起的作用最为著名。不空在善无畏（公元637年——735年）和其他人（尤其是义净）工作的基础上，翻译了瑜珈密教的基本节本《一切如来真实摄教王》, 第一次把密教的方法记录入册帮助获得菩提。
中国文献中引人注目的集子表明不空对文殊信仰的提升也很关注。这些文献保存在《大正藏》（t.2120）, 收编于不空在八世纪晚期的著作中，由他的弟子圆照编辑。这些作品收集了他上书两位皇帝的奏折，以及他的遗嘱和临终教诲。这个材料是伯恩邦在神秘文殊研究中记述不空的素材。我将对他的研究结果作一简要的概括。
需要指出的是，不空于公元766年通过向代宗皇帝获得资助负责完成了金阁寺的修建。这样看来通过皇帝的资助，不空也能把文殊从一个居于五台山的菩萨转变成一个全国性的不同寻常的保护者。公元770年他成功地奏请皇帝颁布了一项告示：让文殊取代宾头卢（即住世阿罗汉，译者注）〔3〕, 成为中国所有寺庙食堂的主神。他的奏折上写到：文殊“目前守卫着五台山”。大约八个月以后，经不空的提议，在唐朝皇帝的祖籍太原修建了一座供奉文殊的寺庙, 此事反映了对文殊护佑作用的重视。公元772年，代宗皇帝又一次在不空的奏请下，发布了一项不同寻常的法令，即在中国的每一个佛教寺院修建专门供奉文殊的寺庙。在每一座寺庙中，雇僧人背诵保佑国家经文。在首都长安，以不空的翻译和宣教活动为中心，文殊寺庙被命名为“保佑国家的大圣文殊师利菩萨阁”。
这里对于不空为什么以这种方式提升文殊信仰不进行详细的讨论。有人可能以一种冷嘲热讽的态度认为，他的行为或者是为了自己或者是为了佛教稳定的地位获得权利和威望。然而，伯恩邦认为，不空把唐朝皇帝看作是转轮圣王——能够通过他们的威势提升佛法，并由此减轻世人痛苦。由于文殊寓居五台山，对于很多人来讲他与中国有着特殊的联系，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他必然会扮演国家保护者的角色〔4〕。
不空地位尊优并影响深远的另一个因素是中国文殊与密教的结合。是佛护在公元676年朝拜五台山时，文殊让他从印度带回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这是非常著名的故事。到八世纪末，真言宗已经确立，这个宗派使来自印度的密教教义得到了系统化的发展。其仪式是为了觉悟的救世目标而举行的，包括保护人们免受痛苦的侵袭（恶劣的天气、饥荒、疾病）等等。这个时期留下来的中国密教仪式的册子描述了祈求文殊保佑力量的过程〔5〕。
总之，到七世纪末，五台山文殊信仰已很好地确立，当时吸引着来自国外的诸如佛护这样的朝圣者。几年以后，佛经的翻译表明，佛陀自己曾预言过文殊会寓居于中国的五台山。很难估计确立这样的五台山文殊信仰花了多长时间。如果我们认同了法藏的记载，文殊信仰在五台山的确立可能在公元五世纪或更早的时期。
诸如《文殊师利般涅槃经》和《华严经》〔6〕，早在三世纪时就译成了汉语，已很好地提升了早期阶段的信仰。对于Lanlou（法国佛学家） 记载的于别处发现的否定性结果不必担忧。佛经的证据表明早期大乘佛教存在着围绕不同的佛与菩萨信仰的竞争，这与特定的经文和冥想的专一有关，也可能与特定的地理位置有关。因此，一位菩萨或佛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或地区可能很突出，但在别处未必如此。
在中国唐朝或更早的朝代，尽管文殊并不是唯一重要的人物，但对文殊角色较全面的叙述远远超过我们现在讨论的范围。在最早的汉译经文里，人们祈祷的目标是阿弥陀佛而不是文殊〔7〕。然而，基于考古证据的最新研究表明，在中国，除了对释迦牟尼的信仰外，弥勒佛信仰早于阿弥陀佛和其他任何佛和菩萨的信仰。对残留下来的造像研究显示，在六、七世纪有一个明显的转向。六世纪时，有五十五座释迦牟尼像。三十五幅弥勒像，但仅有九个阿弥陀佛像。相反，七世纪后半叶，释迦牟尼和弥勒佛像共有二十幅，但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像有一百四十四幅〔8〕。因此，在七世纪以前，中国似乎不可能盛行阿弥陀佛信仰。
总之，文殊信仰起源于中国而非印度和中亚。敦煌壁画中的文殊造型反映了文殊在中国而非中亚的盛名。在印度，没有能与发达的五台山文殊信仰等量齐观的信仰。不管怎样，到七世纪末，中国已成为整个佛教界认可的文殊道场。
原文注释：
〔1〕这些传记的细节选自伯恩邦的著作（1983，25）。传记的早期部分根本不确定。拉莫特的叙述稍有不同。伯恩邦和拉莫特都依据周一良的《中国密教》（1944-5），此书我未能查阅。其研究包含有不空的标准中文传记的译文注解以及对其问题的讨论。
〔2〕伯恩邦，198 3，25。
〔3〕关于宾头卢, 参见Strong (1979-80)
〔4〕伯恩邦也指出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文殊自己在提升他的信仰，因为在当时的佛教界，他一次又一次出现于五台山是无可置疑的。（伯恩邦，1983，36）
〔5〕参照伯恩邦，1983，68-90。
〔6〕公元二世纪和三世纪支谶(T.280), 支谦(T.281)和竺法护(t283,285,288,291,292) , 把部分华严经译成了汉语。
〔7〕公元二世纪出现了十一部经文的译文全集。这些经文是何离异（Paul Harrison，康特贝利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副教授）研究分析的焦点。参见何离异（Harrison）,1987,79-80. 这些发现结果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观点，即至少在经文里，文殊作为一个信仰对象的角色是继佛所认可的诸如阿弥陀佛之后的。
〔8〕这些数据选自威廉斯（Williams ）(1989,258), 他引用了温斯坦（Weinstein） (1987)和素卡莫特（Tsukamoto ）(1985)。重要的是，阿弥陀佛和观世音造像的增加的现象发生在中国净土宗的三位祖师昙鸾, 道绰和善导在世期间。
(原载《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