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文化地位的再检讨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温金玉
摘要:文章从宗教、历史、文物、思想、政治、国际六个方面对五台山的文化地位进行了全面论述和更为精确的定位,从而促进五台山申报世界遗产工作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五台山文化地位;佛教;检讨
五台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是海内外信众“有缘必朝”的佛国圣地。这里寺院林立,香火兴盛,名僧济济,宗派繁多,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当前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中,如何更好地为五台山定位,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这必将深化对五台山文化的全方位认识,同时也会引发对这一佛教名山的重估与评判。本文谨对五台山这一名山文化作一再认识、再检讨。
一、宗教地位———文殊道场
五台山相传为文殊菩萨应化道场。早在东晋十六国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即北魏泰常六年,天竺沙门佛陀跋陀罗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60卷中《菩萨住处品》载:“东北方有菩萨住处,名清凉山。过去诸菩萨常于中住。彼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有一万菩萨眷属,常为说法。”此经虽把清凉山定为文殊师利所居之地,但没有明确指出清凉山之所在。唐景龙四年(710),菩提流支译出的《佛说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中说:“尔时,世尊复告金刚密迹主言,我灭度后于南赡部洲东北方,有国名大震那,其国中有山名曰五顶,文殊师利童子游行居住,为诸众生于中说法。”古印度把中国称为震那国,五台山亦在中国的东北方,尤其是上述二经提到的“清凉山”、“五顶”山,恰好符合五台山“五峦巍然”、气候清凉的特征。所以武则天在位时法藏所著《华严经探玄记》卷15就说:“清凉山则是代州五台山也。于中现有古清凉寺,以冬夏积雪,故以为名。此山及文殊灵应等,有传记三卷,”正式确认清凉山是五台山,而五台山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唐华严宗四祖澄观在所撰《华严经疏》中更直截了当地圆满了这一说法:“清凉山,即代州雁门郡五台山也,于中现有清凉寺,以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故曰清凉。五峰耸出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故曰五台。表我大圣五智已圆,五眼已净,总五部之真秘,洞五阴之真源,故首戴五佛之冠,顶分五方之髻,运五乘之要,清五浊之灾矣。”将清凉山等同于五台山,把五台山确定为文殊菩萨道场这一衍化过程,从北魏开始,一直到澄观撰《华严经疏》才基本结束。从此,五台山文殊信仰在中国佛教史上独标一帜,影响越来越大。
文殊为释迦牟尼佛的九代祖师,亦称诸佛之母在佛教信仰中地位极尊。五台山因了文殊道场的缘由,也就受到了僧俗信众的信奉、历代帝王的崇建以及名公宰臣的护持,成为汉、藏、满、蒙各民族尊奉海内外知名的佛教圣地。
二、历史地位———佛教肇始最早
在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中,五台山佛教寺院的创建最早。关于五台山佛教寺院的创建时间,自古以来,说法很多。
明代高僧镇澄所撰《清凉山志》载:摄摩腾、竺法兰“于永平十年丁卯十二月至洛阳”,“明年春,礼清凉山回,奏帝建伽蓝。腾以山形若印度灵鹫山,寺依山名也。帝复以始信佛化,乃加大孚,孚即信也。始度僧数十居。”若依此说,大孚灵鹫寺当始建于汉明帝永平十一年(68),是五台山最早的寺院。此说源于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其山属代州五台县,备有五台。中台最高,目极千里,山川如掌上……从台东南而下三十里许,有古大孚灵鹫寺,见有东西二道场,佛事备焉。古老传云汉明帝所造。五台山东汉兴佛建寺之说,亦同样见于宋延一重编的《广清凉传》:“大孚灵鹫寺者,世传后汉永平中所立。”这一说法因了道宣的声望及《清凉山志》的广泛流通,目前较为流行,但查诸僧传,均未载摩腾、法兰于永平十一年春至五台山一事。且摩腾其人,刘宋之前不见史载,是否确有其人,学术界尚无定论。至于法兰传中说的“又于西域得画释迦倚像,是优田王旃檀像师第四作也。既至洛阳,明帝即令画工图写置清凉台中及显节陵上”(梁《高僧传》卷一)。其中的“清凉台”在洛阳白马寺中,并不是清凉山(即五台山)。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其《五台山记》中说:“余考之,五台山在汉为虑县,而山之名始见于齐。其佛寺之建,当在后魏之时,而彼教之人以为摄摩腾自天竺来此,即居是山。不知汉孝明图像之清凉台在洛阳而不在此也。”其实,根据史料记载及考证,佛教是在东晋初年,后赵时期,由天竺高僧佛图澄及其弟子东晋名僧释道安方正式传入山西境内所以,东汉时五台山即建有佛寺的说法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况且,五台山回环五百余里,大孚灵鹫寺(即今菩萨顶、显通寺一带)处于五台山腹地,交通十分不便,在佛教初传汉地之时,即在这里建造寺庙恐怕是有相当难度的。
在记述五台山佛教史迹最古老的著作唐代沙门慧祥所撰《古清凉传》中又有另一种说法:“大孚图寺,寺本元魏文帝所立,帝曾游止,具奉圣仪,爰发圣心,创兹寺宇。孚者,信也,言帝既遇非常之境,将弘大信。且今见有东西二堂,像设存焉,其余廊庑基域,仿佛犹存。《括地志》以孚为铺,《高僧传》以孚为布,斯皆传录之谬也。”依此说,大孚灵鹫寺建于北魏孝文帝时。释慧祥所说的《高僧传》是指唐道宣所著《续高僧传》,其中《昙韵传》载:“昔元魏孝文,尝于中台置大布寺,帝曾游止,具奉圣仪。”根据文献记载和历史文物考证,北魏时期五台山大规模兴建佛寺之说是可以成立的。
在北魏时期,五台山已建有佛光寺、宕昌寺、清凉寺、大孚灵鹫寺、公主寺、观海寺、铜钟寺等数十座寺庙,且“岁时香火,遣使敬修”。可见,其时五台山佛教已很兴盛。
唐代是五台山佛教发展的极盛时期。李渊父子由太原起兵而有天下,建立唐王朝。因此,他们把太原府辖境内的五台山看作是“龙兴之地”。贞观九年(635),唐太宗下诏云:“五台山者,文殊宅,万圣幽栖,境系太原,实我祖宗植德之所。尤当建寺度僧切宜祗畏”(《清凉山志》)[1]。于是,在台山建寺十所,度僧百数,这就奠定了李唐一代对五台山佛教的基本政策。武则天为了给自己君临天下制造舆论对佛教特别热心。长安二年(702),武则天自称她神游五顶”,敕命重建五台山清凉寺,竣工后,命名
僧感法师为寺住持,并封感法师为“昌平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主掌京国僧尼事”(《广清凉传》)[2]清凉山住持感法师成为掌管全国佛教事务的最高僧官,这是五台山佛教在全国佛教界取得举足轻重地位的发端。武则天遣使到大孚灵鹫寺前,采花万朵移到禁苑,命内道场栽植供养,并派尼妙胜在中台造塔,一年完工;遣内侍黄门金守珍就山供养,设斋供一万菩萨,设斋之日,巡礼僧达万人。唐代宗时著名高僧不空曾派弟子含光来五台山建金阁寺。不空首先施舍自己的财产,并动员代宗及诸大臣赞助。于是,宰相王缙从中书省开出募捐许可证,命五台山的僧侣数十人,分赴全国各地募捐。代宗也给全国十节度使下诏,让他们支持这个募捐活动。金阁寺建成后,又造了玉华寺。大历五年(770)不空还亲自到五台山修功德,并运用自己在朝廷的势力,奏请天子在天下各著名寺院建文殊阁,作为五台山根本道场的支院。又奏请在天下各寺院食堂中改所供宾头卢尊者为文殊。这样把文殊信仰推广至全国,形成了
以五台山为中心,以各著名寺院为枢纽,遍布天下各大小寺院的文殊信仰之网。五台山佛教经唐代诸帝的倾心供奉推崇,寺院建筑规模宏大,全山僧尼数以万计,进入第二个繁盛期。当时全山有佛寺三百六十余所,其中规模宏丽者七十余所,全山僧尼“达万人之众”(《全唐文》卷六二一)[3]。五台山成为中外佛教徒共同向往的佛教圣地,瞻礼五台山的僧侣川流不息。
明清时代是五台山佛教的又一兴盛时期。出身于僧侣的明太祖朱元璋,十分看重佛教,以下诸帝也都崇信佛法,不断地对五台山遣使供养,建寺修刹为了笼络蒙藏少数民族,特别重视藏传佛教,因此使五台山自元代始兴的藏传佛教,到了明清时期,发展到与汉地佛教等量齐观的地位。永乐四年(1406),明成祖派人到西藏迎请名僧哈里麻到京,赐銮舆旌幢伞盖之仪,遣使卫送于五台山显通寺。永乐五年(1407),命太监杨修寺宇及舍利塔(即大白塔),并首建塔院寺。第二年,敕五台山十寺为国祝厘,命五台县按月供给寺僧米粮,又将贝叶经及梵文经藏赐于大文殊寺(菩萨顶)。正统十年(1445),明英宗敕造大藏经送普恩寺。万历二十八年(1600)明神宗在五台山设龙会,赐于五台山僧人锡杖、衣钵一千二百付。明神宗李太后,亦舍钱于五台山修建寺院。据明万历年间五台山狮子窝镇澄法师撰《清凉山志》记载,当时“台内佛刹,凡六十八所”,“台外佛刹,凡三十六所”。万历十年(1582),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德清在显通寺讲经时,百日之内,常住上牌一千众僧俗每日不下万人,也可说明当时五台山佛教之盛。
入关统治中原的清帝国,更是对佛教优加崇奉。五台山佛教促进了汉、蒙、藏、满各民族的团结,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在五台山黄教鼎盛的清代,汉地佛教也十分盛行。据《五台县志》[4]记载,清末,全山有青庙(汉地佛教寺庙)78所,僧侣人数亦在千人以上。
中华民国中期以后,由于社会动乱,许多人流离失所,人们把寺院当作避难之所。据有关资料统计,民国二十八年(1939)五台山境内有寺宇110所,僧尼2200人,其中喇嘛800余人。日军侵占五台山后,许多僧人不甘奴役,纷纷逃离,境内佛教急遽衰落,寺庙亦遭破坏。1946年以后,外逃僧人陆续返回。土地改革时,部分寺庙又遭破坏。建国初期,五台山佛教仍坚持正常活动。“文革”十年,五台山佛教亦受冲击,寺庙多遭破坏。1978年以来,逐步落实宗教政策,国家拨款三千余万元,修复寺庙三十余座。五台山现有自唐以来各个朝代寺院五十余座,常住僧数百人。夏季,游方僧人很多,常有几千人。
三、文物地位———精品荟萃
五台山珍品汇集,文物古迹众多,是我国古代建筑、雕塑、绘画的艺术宝库。
五台山现有各种寺庙五十余座,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四座,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二十余座。南禅寺大佛殿和佛光寺东大殿均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
南禅寺建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殿身面宽进深各3间,梁架制作,极为简练。屋顶平缓,出檐深远,殿周围由12根大柱支撑,柱体粗壮结实,柱头使用斗拱,拱头券刹都为5瓣,每瓣都向内倾约3厘米,为我国木构建筑中的孤例。
佛光寺东大殿重建于唐宣宗大中十年(856),面宽7间,进深四间,单檐四阿顶,斗拱肥硕雄建,屋檐深远翼出,铆榫严实牢固,举折甚为平缓,梁枋嵌削规整,结构精巧,气势壮观,为我国唐代木构建筑中的杰作。
显通寺是五台山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寺庙,有殿堂楼房400余间,布局整肃严谨,阔畅宏大。建筑多带宫廷建筑色彩,堪称明清寺庙建筑的典型。寺内有明建无量殿,全部砖砌,没有梁柱,
又称无梁殿,为我国古代砖石建筑艺术的杰作。寺中又有铜殿,铸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宽9尺,深8尺,高丈余,外观两层,内为一室,四角四柱,内供文殊铜像,四壁铸佛像万尊。与显通寺并称为五
大禅林的还有塔院寺、菩萨顶、殊像寺、罗睺寺。
塔院寺内大白塔,通体高达
的。塔身形如藻瓶,塔刹、露盘、宝珠均为铜铸,露盘及塔腰悬风铎252枚,为我国塔式建筑中的珍品,如今已成为五台山佛地的标志。菩萨顶的鹫峰之上,门前有石阶108级,大殿用三彩琉璃盖成,金碧辉煌。
殊像寺所供文殊驾狻猊塑像,高达
罗睺寺门前有一对唐代石雕卧狮,后殿内有木莲花一朵,高达丈余,转动机械时,莲瓣渐开,荷蒂中的四方佛徐徐现出,这就是著名的“开花现佛”。南山寺、佑国寺和龙泉寺其建筑特点是将木结构和石雕、砖雕、浮雕及彩画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完美的建筑整体。
五台山的木结构古建筑,历史沿革性强,建筑宏伟,细部精巧,样式繁多,手法典型。在五台山,从唐以后,宋、金、元、明、清,直到民国年间,均留下了典型的建筑物。唐代建筑庄严朴实,宋代建筑柔和绚丽,辽金建筑大胆减柱,元代建筑粗犷自然,明代建筑规矩谨严,清代建筑豪华精巧,民国时期的建筑细腻繁杂。五台山保存下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筑,本身就是一部篇幅浩繁的中国古建筑史。
五台山除佛寺建筑外,还有型制多样的中国佛塔,从北魏到现代,历代所建佛塔在五台山均可以找到实物。在五台山佛教文物中,还有华严经塔,由白绫和黄绫裱糊而成,宽
十卷,计字600043个,由字迹拼成一座7级浮屠图案。远看,飞檐悬铃,俨然工笔画就;近看,一笔一划全是由蝇头小楷组成,多一字无放处,少一字不成塔,经毕塔成,浑然一体。字塔系清代康熙年间,苏州三宝弟子许德心花费12年时间“沐手焚香书成”。这是一件极为珍贵的文物珍品和艺术珍品。此外还有乾隆皇帝的御笔真迹;郑板桥的兰竹刻画;明代丁云鹏画于菩提叶上的十八罗汉图;清代国画《五台山图》;清代竹禅和尚以舌写就的“心地未容一念杂,话头常复六时精”条幅等。五台山目前寺内寺外保存下的钟、鼓、钵、碑、碣、幢、匾、牌、联、壁画,无一不是珍贵的文物。
在中国音乐文化里,五台山佛教音乐也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五台山佛教音乐是随着佛教的传入兴盛起来的。原来的印度梵乐佛曲、呗赞转读,汲取中国唐宋曲牌、元代杂剧散曲以及民歌、民间器乐等音乐养分,便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寺庙音乐。寺庙音乐在国内分南北两系统,北方又分东西两路流派。五台山佛教音乐属北方系统,但独立于东西两路之外,自成体系,曲调古雅,内分青庙与黄庙两个派别。青庙讲究“入法”,即规矩,风格幽雅、静谧;黄庙要求不甚严格,曲调明朗,更富有民间色彩。1958年,五台山青黄两庙的18位僧人,组成乐队,赴省城太原演奏庙堂音乐,荣获嘉奖。1989年3月五台山佛乐团首次抵达香港演出大型佛教音乐,引起轰动,反响很大。1999年赴我国台湾地区演出,大受欢迎。今年更于我国香港、澳门地区及美国等地演出,大获成功。
四、思想地位———三教融合
五台山文化是三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三晋文化又是华夏中原文化的一部分。儒家思想在
中原地带一直居正统地位。所以在五台山文化中,儒家文化中的各种成份,如宗法社会里的尊君孝亲的等级观念,安贫乐道的生命意识,不偏不倚、取法于中的处世哲学等思想,占居相当大的比重。加之五台山这种“封闭式的大陆环境”(五峰、四、四关、四门的限定)的自然条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小农经济,都为儒家思想的扩张准备了适宜的土壤。中原文化以儒家学说的仁爱二字为起点,五台山传播的佛教,慈悲为怀,也根植于仁爱。所以在探求人性、止于至善、美化人生、安和社会方面,儒佛是一致的。五台山佛教在发展过程中,与本土儒家思想观念的交融影响,这从五台山寺院尚存的三百余幅壁画上所
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在五台山的活动时间,要早于佛教。《古清凉传》载,晋永嘉三年(309),“雁门郡人县百余家,避乱入此山,见山人为之步驱而不返,遂宁居岩野。往还之士,时有望其居者,至诣寻访,莫知所在,故人以是山为仙者之都矣”。这说明东晋时代,道教在五台山地区已经广泛流传,神仙观念也已普遍存在。《仙经》云:“五台山名为紫府。常有紫气,仙人居之。”紫府在道教中即为神仙所居之处。唐代地理学著作《括地志》也载,五台山“其山层盘秀峙,曲径萦纡,灵岳神溪,非薄俗可栖。止者悉是栖禅之士,思玄之流”。这些记载,都说明五台山曾有过道教人士在此活动。北齐时,五台山佛寺林立,慧祥在《古清凉传》中说:“据此而详,则仙居灵贶,故触地而繁矣。”从中透射出五台山佛道的微妙关系。
其实,翻开《清凉山志》,道教踪迹随处可见,可知五台山并非单一的佛教圣地。现在五台山许多山名地名,都带有浓厚的道教色彩。仙花山,南台之山名。“南台之麓,仙人之居”。昔人李环洲诗曰:“寻真到此聊经宿,莫谓丹成便浪猜。”萨陲崖,古有代州王氏女,不欲配,逃于此,“食薇饮露”。父母逼之,女投崖,“未坠而飞”。梵仙山,昔有五百仙于此“饮菊成道”。其中食菊饮露,得道飞升,正是道教典型的修炼方式和成仙模式。昔人觉玄有诗描述此地“山头紫气日长浮,上有仙人汗漫游。饵菊换教风骨异,白云影里去悠悠”。此外还有九女泉,相传有九仙女于此浣衣。紫露谷,明让咏此曰:“云栖道者谈经后,散落天花遍九垓。”仙人庵,觉玄咏此曰:“何年仙子此修行,服日餐霞道气清。袖拂天风骑鹤去,至今传说有庵名。”这些记载都反映出在五台山早期历史中,道教也曾有过辉煌的历程。至于道教有哪些教派及著名道士在五台山地区活动过,目前由于史料阙如,已不可考,但从许多地名及寺碑资料还可推知一些。五台山现有一处地名叫楼观谷。楼观为道教派别之一。楼观,地名,故址在今陕西省周至县,曹魏时即有道士活动于此,北魏时,形成很有影响的派别。北朝道士多出于楼观,为道法重镇。元代并入全真道。楼观谷《清凉山志》未释其名,可见并非来自佛教,很可能是来源于道教楼观派。
在五台山高僧中倡导佛道融合、三教会宗的首先应推昙鸾。北魏高僧昙鸾,早年出家于五台山佛光寺,后因欲注解《大集经》未成染疾,遂发愿求取长生不死之法,便从南朝道士陶弘景学习神仙方术,并得《仙经》十卷而归。昙鸾著述甚丰,除《往生论注解》、《安乐净土义》、《无量寿经奉赞七言偈》之外,还有《调气方》、《服气要诀》、《疗百病杂丸方》、《论气治疗方》等,后列之书明显属于道教气功方术一类,具有浓厚的道家气息。曾居五台山八年的明人高僧德清,则明确主张三教融合。他不仅精研三藏,力倡禅净合一,而且还深谙儒道经典,其代表著作有:《华严经纲要》、《金刚经决疑》、《观楞伽经记》、《道德经解》(一名《老子解》)、《观老庄影响说》、《庄子内篇注》、《大学中庸直解指》、《春秋左氏心法》等。他说:“尝言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学备矣。”(《憨山老人梦游全集》卷39)这一思想对五台山佛教影响甚大。
五台山道教建筑目前有玄真寺。寺内清代道光二十三年碑载:“玄真神洞岁积久,汉唐开基古传流。惟恐年远有坍塌,元明及清几重修。”据传,玄真寺原为道家之地,后方为佛家所占。大殿东面有石洞两个,名玄真洞和大仙洞。此外还有明阳观、广阳观。元好问游历五台山时,曾作《明阳观记》一篇。
明崇祯年间,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八卦教传入五台山,清代继传于金阁寺普济和尚,改名为九宫道,以后南山寺和尚李林洞任九宫道总领,以南山寺为基地,在东北、山西、河北一代传教。这样在五台山后期佛教史上呈现出的是,在佛教内部,诸宗融合,禅净合一;外部则是佛教与儒、道、民间宗教的合流。由于这一潮流的影响,儒家推崇的圣人,道家供奉的神仙、民间信仰的神灵,统统被纳入佛教寺院信仰系统。道教把神仙住处称为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南山寺巨大影壁上,至今保存有“洞天福地”的石刻。在佛寺里,不断出现道教殿堂。如清代重建的金阁寺殿堂,专门建有玉皇殿、三皇殿、圣母殿、阎罗殿等。民国年间,普化寺兴建了玉皇阁,故普化寺称为玉皇庙、帝释宫。北院中专门兴建了吕祖庙供奉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尊胜寺也修建了三皇三圣殿。南山寺善德堂供奉三皇五帝、八洞神仙。在万佛阁中,专门建筑龙王庙,把龙王当作佛教护法神供奉起来。供奉护法神的关帝庙则随处可见。如灵境寺关帝庙的一付对联:“义存汉室三分鼎,志在春秋一部书”,就典型反映了儒家忠孝节义的人格精神。另外,在黛螺顶龙棚北半间的墙上,直到民国二十一年时,尚 有一幅古色古香的“张果老骑驴过桥图”。佑国寺1483幅石雕中,有青龙播雨、天女散花、苏武牧羊负荆读书、吹萧引风、三星高照等反映各派各教思想的画面。五台山寺院壁画反映这方面的内容更为典型,如公主寺的壁画中有佛、菩萨、道教神仙、天地日月、四海龙王、山神土地、阎罗判官、帝王后妃、农工士兵等,整个画面阵容整齐,是天宫地狱、佛道各路神仙的大聚会,是五台山三教合一的历史见证。
五、政治地位———民族团结
文殊为释迦牟尼佛的九代祖师,亦称诸佛之,在佛教信仰体系中地位极尊。五台山因此缘由,也就备受僧俗信众的信仰、历代帝王的崇建以及名公宰臣的护持,成为汉、藏、满、蒙、土各民族尊奉、海内外知名的佛教圣地。
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兴起,始于元代。13世纪中叶,藏传佛教的各大宗派次第形成,在广大的蒙藏地
区已成为普遍的信仰,并对这一地区的政治稳定、人心向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元1244年,为了安抚藏区民众,当时驻军凉州的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汗致书召请藏区最具威望的萨迦班智达北上凉州会谈。萨迦班智达带其侄子八思巴至凉州会见阔端汗。1251年,萨迦班智达和阔端汗先后死于凉州
于是八思巴继承萨迦班智达的地位,成为萨迦派的教主。1253年,八思巴应召与忽必烈会晤,深得赏识。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继承蒙古大汗位,封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1264年,忽必烈迁都大都(北京),邀请八思巴到大都,设置总制院,掌管全国佛教和藏区的事务。八思巴兼管总制院事同年秋,忽必烈从八思巴受戒,加封其为帝师。自八思巴起,先后封萨迦派14位高僧为大元帝师,成为 “皇天之下,一人之上”的政治实权人物。从此直到元末,在元代帝王和皇室的崇信和扶持下,藏传佛教的发展一直十分兴盛。
藏传佛教自元代传入我国内地,在许多地方留下独具特色的文化胜迹,五台山、北京、承德最终成为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三大中心。其中五台山又因是密法金刚界五部佛降世演教之地而地位尤高。追溯藏传佛教的历史源流,可以看到五台山与藏传佛教的甚深因缘。唐代是五台山佛教最为兴盛的时期寺院有360余处,僧众达万人。各宗各派都在五台山开宗演教,建立弘法基地。其时密宗在五台山十分活跃,不空大师派弟子含光在此建金阁寺。密宗对文殊菩萨最为崇拜,以文殊崇拜为核心的五台山佛教在当时影响极大。汉地佛教在唐时传入吐蕃,成为藏传佛教的来源之一。五台山佛教文化也因此为藏地所知,从此也开始了藏地僧人至五台山的朝礼活动。据藏文史书《拔协》记载,赤松德赞时,吐蕃派往汉地的使臣桑喜等5人,曾往五台山求取佛寺图样。《册府元龟》也载“穆宗长庆四年九月甲子,灵武节度使李进诚奏,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图》。山在代州,多浮图之迹,西戎尚此教,故来求之”。吐蕃占领河西后,在敦煌石窟壁画上还留下五台山图。初步调查,莫高窟和榆林窟中共有中唐、晚唐、五代8幅五台山图。据《往五台山行记》等载,当时许多藏地僧人不远万里,朝礼五台山。以现有资料看,从11世纪后半叶开始,藏地高僧便至五台山朝礼,藏传佛教希解派的祖师帕当巴桑结就亲往五台山礼拜。但藏传佛教大规模的传入内地,应是在元代。元皇室皈敬萨迦派,并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推广。八思巴圆寂后,元仁宗于延佑六年(1319),下诏令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岁时致享。泰定元年(1324)又绘制八思巴像,颁发各省。五台山作为有缘必朝之地,当然受到藏地僧众的崇拜。阿旺贡噶索南在《萨迦世系史》中记载说,八思巴23岁时就受迎请前往五台山,听受大威德、玛哈玛雅、金刚界、时轮等全套密法及疏释。此外,还听受了中观论、俱舍论等。八思巴在学法之余,还著赞文4篇,有《文殊菩萨名号赞》、《文殊菩萨坚固法轮赞》、《赞颂文殊菩萨———花朵之》、《在五台山赞颂文殊菩萨———珍宝之》。在赞文中,他依密教的观点,将五台山的五顶看作是密法金刚界五部佛的佛座。因八思巴之地位和影响,由他赞颂诠释的五台山在藏传佛教中更是盛誉空前。八思巴曾铸千斤玛哈嘎拉铜像,作为元朝的护法神,奉祀于五台山。至今在五台山华严谷还有普恩寺(俗称西天寺)遗址,寺中有一高约
八思巴之后,在五台山活动的藏传佛教高僧是胆巴。胆巴是八思巴在首次返藏途中收的弟子,后随八思巴面谒忽必烈,因传授玛哈嘎拉大法而名重朝野。八思巴曾举荐胆巴常驻五台山寿宁寺。《胆巴碑》载:“至元七年,与帝师八思巴俱至中国。帝师者,乃圣师之昆弟也。帝师告归西蕃,以教门之事属之师,始于五台山建道场,行秘密咒法,作诸佛事,祠祭摩诃伽剌,持戒甚严,昼夜不懈,屡彰神异,赫然流闻,自是德业隆盛,人天归敬。”胆巴住持寿宁寺,建立道场,传秘密法,这在五台山开藏传佛教演法之先。元时还有许多藏地高僧于五台山活动,如八思巴的弟子、元朝第四任帝师意希仁钦(1249—1295)就圆寂于五台山。噶玛噶举黑帽系三世活佛攘迥多杰(1284—1339)应元文宗之请进京做法,至京时,元文宗已去世,他便为元宁宗和皇后做秘密灌顶。于1334年返藏途中,专程至五台山朝山。
由于五台山这一特殊的宗教地位,元室诸帝对五台山佛教尊崇有加。《清凉山志》载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就曾诏曰:“朕眷仰灵峰,大圣所宅。清修之士,冥赞化机,官民人等,不得侵暴。”第二年造经一藏,敕送五台山善住院,令僧披阅,并修十二佛刹元贞元年(1295),元成帝为皇太后建佛寺于五台山《元史?武宗本纪》载,至大元年(1308)二月,元武宗“发军千五百人修五台山佛寺”。同年十一月,再“摘军六千五百人供其役”。至大三年(1310),又一次增派工匠军卒,“营五台寺,役工匠千四百人,军三千五百人”。参加营建施工的人数达12900人,可见当时工程规模之大。元代五台山新建、重建寺院有万圣佑国寺、大圆照寺、普恩寺、铁瓦寺、寿宁寺、西寿宁寺、护国寺、金灯寺、望海寺、温泉寺、石塔寺、清凉寺等。元代兴建的寺院,规定住僧三百,住持由朝廷选派任命,朝廷并将大量土地赐与寺院。元代五台山的寺院不仅拥有田产,还开采铁矿,经营贸易,这就为元代五台山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经过元代诸帝的崇建,汉藏蒙人民的信奉,五台山在元代成为兼弘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圣地。
明时出身于僧侣的明太祖朱元璋,自是尊崇佛教,以下诸帝也都崇信佛法。为了笼络蒙藏民族,维护大一统的王朝统治,特别重视藏传佛教,并不断地对五台山遣使供养,建寺修塔,因此使五台山自元代始兴的藏传佛教,到了明代,发展到与汉地佛教等量齐观的地位。明统治者十分明了藏地佛教高僧对安抚边地的作用,所以不惜代价招来藏地高僧。《明实录》馆本卷250记载:“以西番俗尚浮屠,故立之以来远人也。”安抚了各个宗教高僧,也就是安抚了边地民众。《明史》卷331《西域传》三载:“初,太祖招来番僧,本藉以化愚俗,弭边患。”明成祖完全承接了明太祖加强与蒙藏地区的交流政策,永乐元年(1403)派人到西藏迎请名僧哈里麻,藏族史书《贤者喜宴》中完整记录了迎请诏书。四年(1406),哈里麻到京于钟山灵谷寺建普度大斋,为帝后荐福,受封为“如来大宝法王”,统领天下释教。哈里麻恐朝廷之下,有妨禅修,遂至五台山。《清凉山志》载:“奏辞,游五台,上赐旌幢伞盖之仪,遣使卫送于五台山显通寺。”永乐五年(1407),命太监杨修寺宇及舍利塔(即大白塔),并首建塔院寺,“以饰法王之居”。后“入灭火化无遗物,……敕太监杨塑像于显通法堂”《明史》卷331载,明成祖曾“命哈里麻赴五台山建大斋”,敕五台山十寺为国祝厘,命五台县按月供给寺僧米粮,又将贝叶经及梵文经藏赐于大文殊寺(菩萨顶)。其时,宗喀巴在藏地整顿佛教,声誉日重,影响深远。永乐帝闻之,亦遣人召请,宗喀巴遂派弟子释迦也失前往北京。永乐十二年(1414)经成都至北京,驻锡法源寺。次年,成祖赐“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之印诰。释迦也失慕文殊之道,至五台山,栖止显通寺潜心修法历时年余。宣德六年(1431)返回,九年(1434),三度入朝,宣宗留住于京,册封“大慈法王”称号。格鲁派认为宗喀巴为文殊菩萨的化身,于是文殊道场五台山与宗喀巴又紧密相连,越发加重了五台山在藏地人们心中的地位。正统十年(1445),明英宗敕造大藏经送普恩寺。明成化十七年所立《敕谕碑》中,已明确将朝廷任命的五台山僧官称为“钦依提督五台山兼管番汉僧寺”,这说明五台山佛寺已分为汉僧寺和番僧寺。自元代藏地佛教传入五台山以来,当地寺院就逐渐分化为“青庙”和“黄庙”。汉地僧人因着青衣而称“青衣僧”,格鲁派僧人因戴黄帽而称“黄衣僧”。
清帝国对五台山的态度,主要是从统一国家、民族团结的立场来考虑。《山西通志》载,从康熙开始国家绥柔蒙古,特兴黄教。宏启宗门,藉资控驭,是中外刈安,边民享升平之福者逾二百祀。而清凉五顶以近邻郊圻,岁或再至,怀柔最先”。国家非常重视利用藏传佛教格鲁派来加强中央政府和蒙藏地区的联系,史称“以黄教绥柔蒙古”。据三世章嘉活佛《清凉山志》载,顺治十七年,顺治皇帝朝礼五台山时,曾将原属青庙的菩萨顶改为黄庙,回京后又委派北京西山满族喇嘛阿王老藏至菩萨顶主持,总理番汉各寺。从康熙年间到清末,朝廷又将统辖内蒙古青海佛教事务的大活佛章嘉呼图克图迁住五台山镇海寺,以这种鼓励蒙古族佛教徒朝拜五台山的办法来融洽民族关系,稳定边疆秩序。康熙皇帝曾五赴五台山,敕建寺院五所。康熙二十二年(1683)将台内十座汉庙:罗寺、寿宁寺、三泉寺、玉花寺、七佛寺、金刚窟、善财洞、普庵寺、台麓寺、涌泉寺改为黄庙,和尚也一并改为喇嘛僧。寺内所有塑像和陈设俱以藏传风格重新布置。此外,至今仍流传有在康熙年间遭废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曾至五台山观音洞静修,后又圆寂于此的说法。如牙含章先生著《达赖喇嘛传》中就提到过这一传说,并引藏文《十三世达赖传》的记载:“十三世达赖到五台山朝佛时,曾亲自去参观六世达赖仓央嘉措闭关坐静的寺庙。”这更加强了藏地信众对五台山的向往。乾隆皇帝也赴五台山六次,每次都要在菩萨顶建坛讲经,焚香礼拜,尤对藏传佛寺赏赐钱物,宠遇极隆。由于朝廷对五台山佛教尊崇,因此五台山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极为兴盛。《五台新志》说,雍正时,五台山已有规模宏大的黄庙26所,“黄衣僧恒千余”。据高鹤年《名山游访记》载,嘉庆时,仅菩萨顶就有喇嘛561人,最多时达3000余人。在清代,五台山佛教促进了汉蒙、藏、满、土各民族的团结,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定。《西巡盛典》卷二就明确记载,五台山藏传佛教“为诸藩部倾心信奉,进关朝山顶礼者,接踵不绝诚中华卫藏也”。藏传佛教在五台山传入、发展、壮大的历程,从一个角度也反映出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的隶属关系,反映了汉藏蒙满各民族的友好相处的融洽关系。
民国中期以后,由于社会动乱,许多人流离失所,寺院成为人们的避难之所。据有关资料统计,民
国二十八年(1939)五台山境内有寺宇110所,僧尼2200人,其中喇嘛800余人。沌谷《五台山参佛日记》中说,民国时“黄衣僧,大寺六七,中小数十,综计僧徒约三四千人”。五台山藏传佛寺在管理上属于两个体系,一是由西藏达赖喇嘛选派的扎萨克大喇嘛管理的寺院,约有20余处;一是由章嘉活佛管理的镇海寺和“佛爷五处”,即普乐院、集福寺、广化寺文殊院、慈福寺等。这两个系统,扎萨克大喇嘛为主,章嘉活佛为客。五台山诸寺中,菩萨顶地位最高,是扎萨克大喇嘛的驻锡地,扎萨克大喇嘛全称为
“钦命管理五台山喇嘛事务掌印扎萨克大喇嘛”,僧官二品。每任6年,达赖喇嘛共派出19任扎萨克大喇嘛。扎萨克大喇嘛地位极尊,总理番汉僧团,出行时许坐八抬大轿,鸣锣开道。康熙二十三年(1684)三月,康熙敕命“于菩萨顶前后山门设官永镇,把总一员,马兵十名,步兵三十名,守护香火供器”。这在五台山是独有的。今天从菩萨顶大殿顶覆黄琉璃瓦、壁镌金龙这些皇宫中才有的装饰,便可想当年菩萨顶的地位。
清初诸帝虽倾心于藏传佛教,但藏地佛教的肆意发展、政教合一的体制模式,也使统治层有一份担心,所以巧妙地采取了既尊崇又限制的策略,面对达赖、班禅两大活佛在藏传佛教中的至尊地位,清廷采用多封众建的方针,以分其势。章嘉活佛系统的被扶持,就是一个例证。章嘉活佛原为青海佑宁寺活佛系统,二世章嘉活佛深得康熙崇敬,被封为“章嘉呼图克图灌顶普善广济大国师”,总理蒙古佛教事务。从此,章嘉活佛成为仅次于达赖、班禅的藏传佛教领袖。清廷请他常驻五台山,意义重大。正因为章嘉活佛的影响,才会有袁希涛《游五台山记》所描写的“内外蒙古进香者,每年四月至十月,络绎不绝,檀施云集”。蒙藏佛教徒对五台山十分尊崇,“内外蒙古王公台吉,驱驼马牛羊数千里,倾诚贡献者,不绝于道”。
近现代以来,更有多位高僧驻锡五台山,开展汉藏文化交流,为民族团结作出了巨大贡献。能海法师是现代佛教界著名高僧,1928年他偕同戒数人入藏,历尽艰辛,到达拉萨,拜康萨仁波切为上师,学习显密教理。1935年,他返回内地,第一次登上五台山,即被推举为五台山十方碧山禅寺的方丈。他依照律制结夏安居,为住院十方僧众讲解显密教法。更在学僧中,选出行持精进者约40人,组成金刚院,使五台山沉寂多年的密法修持再次兴盛。1940年,能海法师率领弟子多人再赴西藏,此次康萨仁波切将生平所用衣钵及法螺、佛像等一并传与能海法师。次年返回内地。新中国成立后,能海法师曾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1952年,代表中国宗教界参加以宋庆龄为团长的和平代表团,出席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1953年,他再返五台山,驻锡清凉桥吉祥寺。1955年,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亚洲和平会议。此后,能海法师回到五台山清凉桥吉祥寺,讲授《现观庄严论》,一直至1966年圆寂。1979年7月,法师的灵骨被建塔安置于五台山宝塔寺的东山坡。赵朴初会长撰碑铭:“承文殊教,振锡清凉。显密双弘,遥遵法王。律履冰洁,智刃金刚。作和平使,为释宗光。五巅巍巍,三峨苍苍,塔崇岳,德音无疆,”对能海法师显密双弘、沟通汉藏文化的功绩给予了极高评价。当代被誉为“翻经沙门”的法尊法师,早在1920年便于五台山广宗寺出家,后入武昌佛学院学习,从1925年至1933年,法尊法师翻越雪岭,艰辛备尝,入藏求法,并着手翻译藏传佛典。1934年应太虚大师之请 回重庆汉藏教理院工作。1935年,再度入藏,携回大量藏传典籍。所谓十载勤学,备通三藏。先后编写与翻译近五十种汉藏典籍,为汉藏佛教文化交流,推动内地藏传佛教研究,增进汉藏人民的相互了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法师圆寂后,遵其遗愿立灵骨塔于五台山广宗寺内。赵朴初会长在悼词中评价说:“猗欤法师,挺生季世,抗心希古,游学藏卫。”“若法师者,诚可希踪先贤,比肩古德矣!”值得一记的是十世班禅曾来五台山,今年十一世班禅再次莅临,促进了民族的交流与团结。
历史证明,五台山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悠久的佛教文化传统、独特的汉藏寺院格局成为汉、藏、蒙、满、土各民族友好往来的基地,历代中央政府以五台山佛教信仰为纽带,通过对宗教领袖的册封、佛教寺院的崇建,缓和了民族矛盾,进而达到对蒙藏地区及周边信仰藏传佛教的各民族的有效统治。五台山佛教对各民族的团结进步、友好往来,对大元以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六、国际地位———外僧巡礼
唐代诗人刘禹锡《唐故衡岳律大师湘潭唐兴寺俨公碑》中谓:“北方之人锐以武,振武莫若示现,故言神道者宗清凉山。”《大唐润州句容县大泉寺新三门记》中亦谓:“今天下学佛道者,多宗旨于五台,灵圣踪迹,往往而在,如吾党之于丘门也。”这些记载反映了五台山的深广影响,其声誉之所被,远及海内海外。五台山与外国佛教发生直接交流关系主要在唐宋,主要国家有古印度(包括师子国)、朝鲜和日本。
首先到五台山巡礼圣迹的是新罗僧人。唐贞观十二年(638),新罗僧慈藏率弟子僧实等十余人入华求法,首先参拜了五台山圣迹,于文殊大圣像前祷祈冥感,梦像摩顶授梵偈,并得异僧所给之袈裟、舍利等。继此之后,至五台山巡礼的朝鲜僧人有:朗智(与元晓同时),“尝乘云往中国之清凉山,随众听讲,俄倾而还”(《三国遗事》);崇济,于唐贞观间(627-649)入唐受业于善导三藏,入五台山,感文殊菩萨现身授五戒(《三国遗事》);慧超,于唐建中元年(780)四月十五日带着参译的经本赴五台山,住乾元菩提寺,至
与五台山关系最密切的还有日本。最早入山的日僧是灵仙三藏。他是参加唐代译经事业的唯一日僧。820年至五台山,七年后圆寂于五台山灵境寺日本佛教史上“入唐八家”之一的圆仁,于开成五年840)至五台山巡礼五十天,曾向志远法师求法,并带回经籍三十四部。返日后,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一部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和唐代社会史的珍贵史料,此书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记》,同被称为东方三大《游记》。惠萼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三次来到五台山求法巡礼。会昌四年(844),他第二次礼台,将日本桔皇后亲手制作的宝幡、镜奁和绣文袈裟等送来五台山供奉文殊菩萨。咸通三年(862),他第三次来礼台,并请得一尊木雕观音像,返国途中,至普陀山,船为风浪所阻,遂将观音像安置普陀山供养,时人称为“不肯去观音 院”,普陀山便发展成为佛教名山。宋代入台的日本僧人有然、成寻以及成算、祚一、嘉因、寂昭、赖缘等。然归国后,曾奏请天皇把爱岩山改名为五台山大清凉寺,后来成算在京都嵯峨山仿照五台山清凉寺建成一座清凉寺。成寻著有《参天台五台山记》一书,是研究我国佛教史和宋代社会史的珍贵文献。五台山,作为东方佛教圣地,是国际佛教文化交流的基地。我们今天如何来看待五台山佛教,实质上也就是如何来看待中国佛教,如何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我们的目的也在于在现今世界文化发展的多元趋势下,我们如何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世界同步,如何使中国文化更多地让世界各民族所认识,五台山佛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案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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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