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视阈中的五台山文化及其现代意义
冯大北
一种文化之所以能代代相承和生生不息地延续，其生命力直接来源于现实社会需要的程度，除此之外，也与其自身的文化建设有着内在的必然关联。五台山文化作为一种原生态的、活性的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吸纳中国传统文化和区域文化的精髓和养分并长期浸润在百姓日常中而逐渐孕育、生成的文化形态。
尽管，当前频繁使用甚至有伪滥之嫌的“文化”这一概念以及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文化学”或者文化史不过百余年的历史，但是，影响人类实践生活的各种文化现象及其丰富多样的文化内容却是真实不妄的客观存在。具体到五台山文化，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把五台山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形态来加以研究，至今为时也不过短短的二十多年，而把五台山与文化系结起来，并采取科学的、实证的态度来对五台山文化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位，也不过是新近的事情。令人感怀的是，一旦把地理空间学意义上的五台山转换成具有文化学意义上的五台山文化区或五台山文化圈并把其文化纳入到研究的视野，这一事实就能足以昭示五台山文化在新的语境下将获得另外一次新生。
一
在文化的界说和分层上，不同的研究者，不同的研究领域对应着不同的划分标准。随着五台山研究的深入和拓展，笔者相信研究者视阈中的五台山文化界说亦是如此。作为一种活态的五台山文化，其价值和意义的现代凸现，更多地决定于文化系统的重新整理和阐扬，更多地依赖文化体系中深层部分即文化内涵的“再挖掘”和“再发现”。人类学之父泰勒认为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它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那么这些文化单元、文化因子无论是显性还是隐性的，无论是物化的还是观念性的，它们总是以“散”的状态存在和表现着的。文化研究的使命就在于文化的重建和文化价值系统的重新彰显，其任务无非是使这些散落的文化碎片如何由“散”而“聚”，如何“化散为聚”，如何“化腐朽为神奇”。
不可否认，文化的传承和延续是沿着多途径、多载体展开的，但是在文化的创新、重新诠释和阐扬方面，建立在比较学和实证主义基础上的文化研究可能是最有效最科学的手段之一。总之，文化作为一个价值和意义系统，其整合和凸现与文化研究有着休戚与共的共生关系。就五台山文化与五台山研究而言，两者之间也是不即不离、不一不异的共生体，甚至出现了“荣则俱荣，衰则俱衰”的局面。如果我们对此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心理准备，是否可以逐渐消除在五台山文化研究中内在的紧张感呢？我们把五台山文化定位成一种活态的、极富生命力的文化形态，并认定五台山文化对现代文化的重建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可资借鉴并有所助益，那么它是否仅仅是观念性和情绪化的一种主张？内在的紧张感还来源于我们视五台山文化仅为一处文化的标本或文化的遗产，那么它在文化的重建和中国佛教的现代转换中能否能担当起文化创新和心灵回归的本源？能否在受西方文明猛烈冲击的现代中国得到意义和价值上的情感认同？
这无异于一场别样的心灵拷问。纵观早期的五台山研究和目前的五台山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经受着这来自于内心深处心灵拷问的驱策。文化研究上不断的自知、反思和自省同时也孕育着五台山文化的价值显现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点。即使我们对五台山文化的普遍意义和现代价值有一个情感上的认同，那么这一认同是建立在理性认知而并非信仰的基础之上，它必须仰仗于学术研究的全新审视、检验和评估。笔者无意于对以往五台山研究作一个价值取向和是非判断，但是不可回避的是，五台山研究中的某些缺失在某种程度上严重制约了五台山文化的重新挖掘，尤其是五台山文化在现代中国社会作为一种价值参照的敷演。作为名闻天下的佛教圣地和旅游胜地，五台山文化的“开发”和“利用”远较其本身的应用开发逊色、寂寥。少数的几个研究阵地，为数不多的专业研究群体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应用型开发比文化自身的理论建设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球和热情。
这种失衡影响到了人们对五台山文化的体验和再认知，以及五台山文化的定位、地位等相关问题。如果再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它必然会导致作为一种区域的、本位的五台山文化资源的无形流失。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一些原本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将很难获得重新阐扬的可能。近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处在一种极为难堪的境地，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再到所谓的现代化，“西方化”一直是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在现代性重构中，“现代化即西方化”的观念仍在主宰和左右人的思维和行为。无论对哪个民族、国家甚至地区来说，现代化都可能使他们获得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现代化所表现出相当的诱惑力和吸引力，也就不足奇怪了。相反的是，知识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难以寻找一个借以支撑的平衡点，过分地否定必然导致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过分的肯定难免有国粹主义之嫌，批判地继承、创新或转型，同样会遭遇到“旧瓶装新酒”的疑难。尤其是在现代文化的重建中，传统文化能不能成功完成与时代的接轨和现代转换，还是一个有待证实的问题。目前五台山文化及其文化研究面临的遭遇，其实只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一次“缩小”而已。
世界现代化、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生存危机和种种负面问题充分暴露了以外在超越为特质的西方文明的弱点，这无疑给曾经“大化流行”的西方文明一计“当头棒喝”。人们开始在普遍质疑和反思西方文化的得失的同时，开始把目光投向几于绝闻的东方文化。全球化的一个后果还在于它给东西方文明之间等位地接触、交流、对话和会通提供了一种可能。现代化和全球化在给世人带来普遍福祉的同时，自视为宇宙公民或地球村村民的人们亦在饱尝其种下的恶果，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所作的文明之间的冲突愈来愈烈的预言似乎越来越得到“应验”。为了克服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张力、人类的苦难和生态的灾难以及对治现代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着的信仰危机、道德衰败、理想幻灭、良心丧失等现代病，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互动、互益和会通逐渐汇成一个强势的潮流。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持“西方文化中心论”或者文化一元论，将成为一种陈旧的、不合时宜的主张和论调。这一文化的回归和心灵的回归，可能使本位文化在现代社会中获得重新展示的契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五台山文化及其文化建设受到地方政府、学人以及宗教界的高度重视，即是本位文化现代意义凸现的最有力证明。本位文化的高扬，从而避免了“数他人珍宝”，“自有千金而不知”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
事实上，五台山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远比我们所界说的、所想象的还要复杂。美国学者罗威勒曾经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让人捉摸了。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形状。我们想用文字来框定它的意义，这正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一样：当我们去寻找‘文化’时，它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以外，无所不在。”的确，浸润在百姓日常中的文化，可以说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但是研究视阈中的文化却是可以用学术语言和概念来表达的。当追问“五台山文化”或者“五台山学”究竟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可能对未来十年的五台山文化界说一无所知，但是我们却能详尽地道出过去的五台山研究中出现了哪些“五台山文化”。从这个角度来说，要了达五台山文化内涵和特质，建立起相应的学术史积累不可或缺。揭示和彰显五台山文化的现代意义，实际上是一个与五台山文化界说同等复杂的工程，并非有“朝闻夕至”的路径可走。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实体的五台山文化与五台山文化的学术研究这两大领域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张力。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一书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并认为，真历史并不能漠不关心地拥有任何事项，而必须把思想的光辉投射到具体的针对实际的和伦理的需要的事实上去，必须与现实生活建立起切近的联系。五台山文化的学术研究亦类似。研究视阈中的五台山文化是一种活态文化而并非死物，之所以能在现代社会“化腐朽为神奇”，正是因为它与现今实际的和伦理的需要在精神和内容上有某种暗合和感通的地方，而文化研究者相应地由此获取到了心灵的感应和价值认同。中国现代历史学、哲学上的这一例证不胜枚举。任何价值中立的纯粹研究都是不存在的。建立在科学、客观和实证基础上的五台山文化研究必须把思想的光辉投射到五台山及其一切文化遗存上，汲取营养，弃其糟粕，在价值和意义上有所取舍，并进行适当的现代转换，其研究本身便是五台山文化价值的一次现代展现。可以说，五台山文化研究每前进一步，每深入一步，都会成为五台山文化普世价值和现代意义彰显的一个渐进的生长点。
二
“临渊慕鱼，不如退而结网”。近年来，在五台山文化重建、其现代意义的阐扬方面取得了颇有成效、颇为卓著的成绩，并以此为中心，业已形成了一批致力于高扬本土文化的文化研究者和建设者。但是又不得不承认，由于学术旨趣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原因，在五台山文化的界说、定义和定位上，长期以来存在着概念不清、界说不明的现象。肖
在“五台山文化”这一具体界定中，即便有着任何概念都不可避免的模糊性和抽象性，但如果放在已有的五台山研究的学术史框架中，任何身处其中的研究者都可以体察出它所显露出的丰厚的学术意蕴。从目前文化史、文化学的任何出版物来看，还没有一个大家一致公认的文化定义，也绝对没有一个至善至美的定义标准，但是这并不妨碍众多领域内的文化研究的继续展开，并不妨碍人们仍不厌其烦地对文化罗列出一个个的答案。五台山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它产生了一整套解释、理解和描述这一文化形态及其特质的理论和原则。《五台山文化的普世价值和现代意义》一文中对“五台山文化”界说的真正价值可能就在于此。
从具体的学术旨趣来说，“五台山文化”这一界说的意义还在于它完成了一次学术境界的提升和超越。
一、研究方法上，实现了从过去的资料的收集整理等基础性研究到自觉的、主位的学术反思，进而致力于五台山文化理论的重建以及方法论的突破。
二、在文化的形态上，改变了过去“五台山文化即佛教文化”的单一性和片面性认识，在强调五台山佛教文化是主干的同时，也纳入了其它文化类型。
三、在文化的定位上，明确指出五台山文化是带有鲜明区域特色的区域文化，同时也代表着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而非其它。
四、在文化的价值方面，兼顾了五台山文化的自然与人文、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以及物化形态和精神形态方面的价值。
由此可见，“五台山文化”这一概念的界说本身并不只是已有研究成果的简单归纳和提炼，而是一次富有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的创新。在这次以诠释和重建本土文化为旨归的学术转型过程中，五台山文化被赋予了一种崭新的意义。在有意无意、人为非人为地放逐本位文化的热浪中，张扬五台山文化的“文化个性”和“文化品格”，其意深远。可否如是观，“五台山文化”这一文化概念界说的过程同样伴随着一个五台山文化价值和意义现代阐扬的过程？有的文化学者就因此指出文化概念定义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它即便不总是自己研究的根本着眼点，也还始终是研究的出发点或参考背景。
三
在五台山研究中，“五台山佛教文化”和“五台山文化”虽仅有一词之隔，但所体现的学术旨趣和文化本怀却有千差万别。用五台山文化来统摄五台山佛教文化，标志着一次研究的深入和视野的拓展。
在承认五台山是佛教圣地、文殊道场或者信仰的中心之时，我们也不可否认它同时也是五台山文化区、五台山文化圈中的一个中心区域。五台山文化体系中其它的文化类型如道教文化、民俗文化以及民间宗教文化等等，都还没有人涉足其中进行深入地挖掘，在“五台山文化”的话语体系中自然而然就消匿了它们的位置。而这些东西在五台山历史上确实是存在的，只是在佛教文化单向化导的强势下，这些文化形态被吸纳分解，甚至是被人为地遮盖起来。
如五台山文化体系中的道教文化。《古清凉传》载，晋永嘉年间“雁门郡俊人县百余家，避乱入此山，见山人为之步驱而不返，遂宁居岩野。往还之士，时有望其居者，至诣寻访，莫知所在，故人以是山为仙者之都矣”。《仙经》亦云：“五台山名为紫府。常有紫气，仙人居之。”《清凉山志》卷四记载：“其川原之处，皆黄冠所居。每望五峰之间，祥光焕发，神灯夜流，皆以为神人之都。”这些都说明五台山曾经是道教人士隐居修炼的场所，但以后却没有孕育出一种成熟的道教文化。这或许与佛教的传入有密切的关系。志书云：“当时黄冠，目为素衣仙。及腾、兰开山后，遂不复现。”即使如此，五台山的道教文化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绝迹。五台山寺庙雕塑中有紫薇大帝、东岳大帝、玉皇大帝、关羽以及雷部诸神等神像，壁画中有道教神仙、四海龙王、山神土地、阎罗判官等内容，不管它是佛教自愿地接纳会通，还是道教文化的主动渗透，都充分体现了五台山道教文化的痕迹。
再如五台山文化中的儒家文化。五台山佛教是儒、释、道三教交锋和融会的产物。五台山现存的三百余幅佛教壁画、照壁以及楹联等实物中，有
五台山佛教文化在五台山文化体系中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或者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笔者最关注的焦点之一。撇开或者舍弃五台山佛教文化的内容，五台山文化的现代转换和现代意义的凸现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固然我们从主旨和原则上批判“五台山文化即佛教文化”的观点和论调，斥其为片面，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正视：五台山佛教文化即便不是五台山文化的全部内容，那它也是其中最根本的内容之一。五台山是中国四大名山之首，是世界著名的五大佛教圣地之一，是文殊菩萨演教和化现的道场。历史上的五台山是僧人和信士所向往、尊奉的佛教圣地，即是说五台山曾经是一个信仰的中心。五台山佛教历史极为悠久，虽代有兴衰，却生生不息，并无中断。而目前五台山及其一切文化遗存中，无论是物化的，还是精神性的，都是五台山佛教文化的直接衍生或派生物，并深深地打上了佛教文化的印记，由此我们又很难说五台山文化的根基不在佛教文化。
再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五台山研究的二十年，相对于其它文化类型的研究，五台山佛教及其艺术方面的学术挖掘无论是从深度、还是广度来说，都是最为彻底，最为全面的，并建立起了相应地的学术史积累。围绕着文殊信仰、文殊道场所展开的一系列研究如五台山佛教史、佛教哲学、民俗以及佛教文化艺术等都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绩。五台山文化的重建是建立在相应地学术史积累的基础之上的，而五台山文化的现代转型以及现代意义的阐发更离不开学术史的累积。如果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在众多领域中，五台山佛教文化可能是最为优先的完成其现代意义的转换并最有可能直接建立起与现代社会的衔接。
在学术史的回顾以及对五台山文化研究的反思基础上，笔者试图釐清五台山文化建设与其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即文化研究在本位文化传承和现代意义阐扬中究竟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作为价值取向和意义系统的五台山文化重构的进程及其地位。其中，笔者两个最根本的观点和表述是否应该值得注意：
一、五台山文化并不完全等同于五台山佛教文化，五台山文化即佛教文化的观点是不够准确的。虽然大多数五台山研究者在文化观念上都认同这一说法，但是在具体的研究上，难以突破“五台山文化即佛教文化”的观念囿限。当然，近年来五台山文化体系中又添置了其它诸多文化内容如地质生态文化、旅游文化、革命圣地文化以及三晋文化等，但是这些文化内容大都是新近文化“再发现”和“再提炼”的副产品，可以说与五台山文化的历史形态迥异。从现有的学术史积累来看，可以埋怨地说，历史上的五台山文化，除了佛教文化，我们还一无所知。其后果是可能直接导致五台山文化理论研究中诸多盲点的产生，在引导世人、游客层面上，亦可能使他们导向对五台山文化的认识误区。
二、五台山佛教文化即便不是五台山文化的全部内容，那它也是其根本内容之一，五台山文化的根基在其佛教文化，五台山文化的特色也集中反映在佛教文化的身上。前者是基于研究者的根本态度和学术旨归，反映文化理论研究的超越和提升；而后者主要是基于五台山文化的具体的历史形态来立论的。
把五台山佛教文化归在五台山文化的名下，在五台山研究中将被证明是一次巨大的学术进步，在视野的拓展、研究方法转型以及打破学术研究上的瓶颈效应等方面，其意义自不待言。综合各方面的表述，我们又不得不注意到在曾经是五台山研究中心的日本，通常使用的是“五台山佛教文化圈”而非“五台山文化圈”，而国内的一些研究者也经常使用这一概念。由此可见，目前对这一问题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但是，在五台山文化研究中，与其说它是别的什么，毋宁说它是一种文化研究的价值取向和切入点，毋宁说它是研究者为了推动五台山研究进一步开展所形成的共同的学术旨趣和追求。站在学术的角度来说，我们由此可以清醒地看到：近年来五台山研究已经实现了从单纯的描述、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的基础性研究上升到应用研究和方法论的突破。
自上个世纪80年代落实国家的文化政策以来，五台山文化在经历了历史发展的低谷之后，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并重新走向振兴之路。在诸多的机遇当中，相关研究机构的成立和学术研讨会议的召开，一定程度上有助益于五台山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延伸。1985年以来至今，以五台山佛教及其文化为主要议题的学术研讨会相继在五台山举办，主要有：1987年9月举行的五台山研究会首届学术思想讨论会，1988年7月举行的首届中日五台山佛教学术会议预备会议，1990年7月举行的首届中日五台山佛教学术会议，2002年8月举行的五台山佛教文化国际学术会议，2004年8月举行的五台山国际佛教文化与艺术论坛。这些学术会议无一例外地把五台山佛教文化的历史、现实地位及其现代意义作为其中心话题，在五台山佛教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关系方面，也做了不少有益的探讨。虽然过多地偏重作为历史形态的五台山佛教文化，但在五台山文化的现代意义和价值凸现和阐扬的探讨层面上也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文章来源：《五台山》2006年第4期）